1983年我同史远伟、张国才一起参加烟台大学的筹建工作。20多年前，我们想都没有想到进入21世纪的烟台大学，建设如此之好，规模扩张如此之快，教学水平如此之高。20年前我们想到的烟台大学最终占地1500亩，校舍15万平方米。而现时烟台大学已占地3000多亩，建成校舍50多万平方米。新建的校舍设计超前，风格新颖，在全省以至全国的高校当中都属可圈可点之列。20年前我们想到的烟台大学的规模在校学生3000人，5000人，至多10000人。现时烟台大学在校学生已超过2万人。20年前我们懂得办好大学根本在师资，在于有一批名师、大师，但这却是最难办到的。现在终于看到了曙光。房绍坤老师成为全国高校百名教学名师之一就是一个标志。事实上烟台大学已有一批德艺双馨、年富力强的优秀教师，这支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他们是烟台大学未来希望之所在。我们这些老人正以感念之情期待着他们为烟大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烟台大学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作为烟大筹建的参与者，说一点经历之事，或许对后来诸君有所助益。

建立烟台大学，宏观上是顺势而为，微观上却是颇多周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烟台地区较快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但人才短缺困扰着经济发展。据统计，1982年烟台地区有800多万人口（包括现威海市），每10万人口中仅有大学生257人，比全省少96人，比全国少342人。全区工程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1.85%，其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49人。按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到1990年需增加工程技术人员84500人，而1982年实际分配大学生1351人，依此推算，50年也走不出人才困境。从另一方面看，1977年至1982年，全区有8867名高中毕业生超过高考录取分数线而落榜，干部群众反应强烈。王济夫同志1982年春节后担任烟台地委书记，他深感在烟台办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他的倡导下，地、县两级领导同志经过反复酝酿达成共识：地方集资办一所大学，并形成文字，报告省政府。1983年3月省府批复：办一所烟台职业大学，规模1000人，征地150亩。对此，地委领导颇多疑虑。主流认识是，不办则已，办就办一所层次高的综合性大学；也有人认为，由低到高慢慢来；还有人提出在师专(烟台师院前身)盖两座楼，成了就办下去，黄了就把楼交给师专也不浪费……1983年8月中旬我利用暑假去北京“私访"了清华、政法、轻工、财经几所高校，特别是听到清华大学总务长惠宪钧说，清华11000名学生，3500名教师，其中副教授以上750多人，有些20多年教龄的老师没有讲课机会，学校希望一部分中年教师流动，这些教师也要求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此情对我启示颇多。我将心得写成一封信，送交地委领导，主要说的是，走大专“戴帽”的路子事倍功半，应办一所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规模越小，效益越低，至少两三千人，占地1000亩左右。同时有必要争取省教育厅和国家教育部在办学骨干方面给予支援；适当放宽政策招聘教师等等。不久王济夫同志约我面谈。其实他本人思想更加解放，是胸有成竹的。他说，办大学是要下大本钱，要舍得投资，估计没有五、六千万办不成这件事。设计规模第一期先搞3000人，再逐渐发展成5000人、10000人。还议论了外请骨干，聘请教师等方面的看法。

1984年春节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到烟台考察，给烟台大学的创建带来了转机。王济夫同志不失时机地向万副总理陈述了在烟台创建一所大学的构想，当即得到万里同志的明确支持。他说，可以搞一个不要“铁饭碗”的大学（不要“铁饭碗”是指：学生毕业后自主择业，国家不包分配），就叫烟台大学。凡是愿意学本事的就来，需要设什么专业就设什么专业。你们试验下，闯开一个新局面，创出一个新模式。你们烟台把这条路子闯开了，我给你们记一功。从此创建烟台大学提上了中央、省、市的议事日程。1984年2月19日市委、市府向山东省政府上报建立烟台大学的具体方案，主要内容为设计规模3000人，占地1500亩，所需投资由烟台市自筹解决。3月24日山东省政府向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烟台大学的请示报告》。1984年4月9日组成“烟台大学筹建领导小组”和“烟台大学建设工程指挥部”，市委书记王济夫、副书记李殿魁分任组长和指挥。

1984年4月9日，根据市委的安排，由我陪同宋有亮同志（曾任行署副专员、市政协主席）启程赴京。任务有三：争取尽快下文批准建立烟台大学；请求教育部派遣骨干援建烟台大学；进一步考察清华大学第三教学楼（1983年8月和12月我曾初步考察过），争取拿到图纸。4月13日按约定时间我俩到教育部向某司长汇报。这位司长很不耐烦地说：4月8日我与烟台市教育局通了电话，就是那个职业大学，省府已经批了，教育部就不批了。4月16日我俩去国家计委文教局汇报，受到王、李二位局长热情接待。他们说，万里同志的意见，我们知道了，我们全力支持，教育部文件一到，我们马上会签。4月18日上午到教育部向何东昌部长汇报。何部长态度热情，积极支持。他肯定地答复：“批文没有问题，教育部抓紧办”（宋有亮说了某司长的看法），“他可能不了解，我来协调。教育部尽快与北大、清华、外语、天大、南开协商，请他们派干部、教师支援”。4月28日第4次见教育部某司长，他说，批文要办，但省教育厅必须补报师资情况。没办法，宋专员一面打电话给省教育厅通报情况，同时让我连夜去济南。当天是星期日，郭副厅长、办公室刘主任都在等我，当即拿到文件连夜赶回北京。交上“师资情况报告"后，教育部于5月5日发出批文。我与宋专员又去教育部向某司长作礼节性道别。谁想这位司长大发宏论：像你们这样等批文的没见过。要催也只能省府催，轮不着你们来。万里说“写个报告我来批”那是个精神，他能批还找我们干什么，他（万里）怎么能批呢！宋有亮气得脸发紫手发颤，差点“爆发”。事后宋专员悻悻地说：“这个司长算个什么人，应该报告万里同志！”我说：“两件事都办成了，教育部很支持，行了吧。”我俩回到烟台时，“批文”已由省府转来，晚几天教育部又发来了安排北大、清华两校支援烟大建设的公函。不久市委副书记李殿魁去北大、清华签订两校支援烟台大学协议，并与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签订了烟台大学规划设计任务总包合同。

1984年6月初，烟台市委决定成立招聘小组，赴京为烟台大学招聘教师。市人事局局长孙永成带队，大学有我和王振华老师参加，共12人，住在厂桥中直机关招待所。办的第一件事是孙局长和我一起拜见张承先同志。此前的5月24日，万里在人民大会堂约见张承先、何东昌（教育部长）、梁步庭（山东省长）、王济夫（烟台市委书记）。万里说：我给你们请了一位名誉校长，就是张承先同志，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二十年来张老一直是烟台大学的名誉校长，这位可敬的长者为烟台大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与孙永成见到张老说明来意后，张老直奔主题，先讲了烟台大学的领导班子安排情况，介绍了沈克琦（原北大副校长）、杜建寰（原清华系党委书记）、王义端等同志的情况和任职意见，还建议由烟台市委提名一位管后勤的副校长，即邱殿辅同志，稍后北大派杨春洗、清华派钱振为出任烟大副校长。张老对在京招聘教师很支持，说从京、津、沪招聘有难度，从东北、西北招容易些，来他一个“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翌日我与孙永成局长又按张老的提议去北大燕园探望了王路宾同志。王老讲：领导骨干和主要师资从北大、清华配，招聘教师要从严控制，“请神容易，送神难哪！”北大、清华各援建四个专业，像两校办的分校。援建人员不转户口，只去办学，可以轮换，可以回京。我们立即将张、王二老的谈话精神电话报告了烟台市委。

1984年下半年完成征地900多亩，开工43000平方米。建设工地上热火朝天，3000多名建筑工人，冒着酷暑，趟着没膝的雨水，大干苦干，工程进度之快，令路人惊讶。1985年根据学校当年招生开学和1986年扩大招生的意见，对工程进行了适度调整，新开工33000平方米，缓建部分住宅和4#学生公寓，以保证基本建设与学校发展同步。供暖工程是1985年打的一场攻坚战。主观上是对锅炉安装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抓晚了抓松了；客观上是存在一个“汽改水”的技术难题。从11月25日靠上去抓，到12月2日，30项安装任务仅完成12项，而当年寒流来得早，12月6日，一场大雪降温至零下十度，安装的阀门陆续冻裂。学校领导杜建寰、邱殿辅，烟台市领导李殿魁、虞俊鹤都靠在第一线催阵，基建处的同志连续20多天吃住在工地，特别是赵来光、韩圣时同志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4个小时以上，累病了也咬着牙干。终于在12月18日送上了暖气。

烟台大学的建设，有建筑工人的汗水，也有工程技术人员的心血。工程技术人员在监督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工程造价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5年冬，工程师张静雯、李显信等向我反映，学生公寓和教学楼的决算存在工程量重复计算和高套定额的问题。完成供暖后我即委托计划科科长、工程师郑家骏同志利用寒假主持决算复核。所有主管建筑、结构、水暖、电气、材料的人员都加班加点、分工负责参加决算审核工作，初步确认多计工程费100万元左右。春节后我向当时的市建筑公司经理杨金镜同志通报了这情况，他非常重视，派出三人复核小组，由市建筑公司财务处长牵头与我们的计划财务人员共同复审，两个月时间，仅教学楼即审减136万元，相当于一幢学生公寓的造价。1986年8月上旬，主管图书馆建设的工程师纪好商同志向我反映，书库设计活荷载300公斤，肯定有问题。我当即找出委托设计书对照，明明白白定的是600公斤。此事关系重大，基建处副处长、工程师周喜珍同志当即乘汽车赶赴北京进行交涉，历时一周完成设计变更，保证了图书馆的功能要求。

绿化是基本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末，我与邱殿辅同志商量：绿化先搞育苗，建立育苗基地，争取建成一片绿化一片，房子盖到哪里树栽到哪里，基建绿化二者同步进行。老邱非常赞成。我俩当即到现场选定了苗圃位置，大约二三十亩地，并请埠岚村帮助盖了几间工棚，打了一眼水井，1985年春培育各种苗木2万余株。1987年春节期间，绿化科得知江浙一带搞“退林还田”，苗木价格大降。我请他们立即南下考察，并授权随机签订合同。从3月1日到5月20日支出22万元，8个车皮的树苗相继到校。这些树苗十几年来绿化了全校，剩余树苗外销回收50余万元，仍有部分树苗可用于继续绿化校园。1993年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烟台大学全国百佳绿化单位称号，这是对全校师生员工辛勤劳动成果的肯定。学校领导杜建寰、张启新、邱殿辅等同志，年年植树，以身作则，带头劳动，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87年春全校停课一周，突击植树育苗，师生员工人均挖穴栽树46株，当年绿化持续百日，见缝插针，苗圃遍布全校，植树60万株，苗木成活率90%以上，校园初步绿化。此后年年植树造林，绿化加美化，绿化水平越来越高。1987年、1988年两个夏天，烟台大学的师生还参加了烟台市的绿化工程。当时划定岱王山东坡数百亩荒山为烟台大学“义务绿化区”。全校师生冒着酷暑和暴雨，轮流上山栽种黑松苗，两年种苗5万株，经过烟台市区两级三次验收，成活率均超过90%，十几年后的今天，岱王山东坡的黑松已经成林。

为了提高树苗成活率，基建处的全体员工于1987年3月搞了一处“样板林”，即现在图书馆北、教学路东种下二百株蜀桧、龙柏。多次以此为现场讲解树穴怎么挖、树苗怎么栽，提高了种植质量。

现在的烟台大学树成林，花满园，鸟成群，环境舒适优美，是学习工作的好地方。我们应当珍惜烟台大学的一草一木，人人当好环保卫士。